6月8日上午，2023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新媒体时代的国际传播创新分论坛在深圳举办。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王纲在致辞中表示，当前，国际舆论场的格局之变、话语之变、攻守之变在深度演进，置身新媒体时代，创新国际传播拼的往往是平台、比的往往是技术、争的往往是流量，更加需要自我逼迫、自我革新、自我重塑。要切换主赛道，推进主力军全面挺进主战场，坚持内容为王、移动优先，让更多高品质抓人心的产品破圈出海。要拥抱新技术，加强前瞻性研究和应用，用技术赋能国际传播。要相信年轻人，让年轻人挑大梁、当主力，让最有“网感”的人到海外讲中国故事。要构建大格局，打组合拳、弹协奏曲，把话筒送到更多人手里到前台去发声，共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当天第二场沙龙对话以“深度融合·技术赋能”为主题，多位嘉宾分享了各自观点。其中，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院长熊澄宇表示，新媒体一直在发展进化，不会一直停留在现存形态，对于国际传播，在确认了时间、空间坐标后，就应该把文明互鉴作为发力方向。
熊澄宇认为，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也是一个发展的概念。“从数字媒体、融合媒体到新兴媒体，新媒体是发展的、进化的概念。比如最近我们有学生写的论文就是关于生物媒体的，在我看来，数字媒体之后兴起的，很有可能就会是生物媒体。”20年前，熊澄宇就在著作《信息社会4.0》中提出，“1.0是技术、2.0是产业、3.0是经济、4.0是社会形态”。在本次沙龙中，他认为媒体处在社会形态中，进入了社会结构。“我们所说的媒体实际上有两个方面：新的成分与新的传播。从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到分众传播、交互传播，就是在告诉我们，媒体不仅仅是一种形式，它是与行为、动作融合在一起的。”
除了关注国际传播的“新形态”“新业态”，熊澄宇认为传播的“新生态”同样需要关注。“首先需要确立时间轴，包括过去、现在、未来。然后是空间轴，以中国为核心向周围拓展。接下来，就要寻找方向轴。我们在塑造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应该把文明互鉴作为用心聚力的方向。”
在新媒体时代的国际传播中，媒体深度融合很大程度上是跨学科的研究，在信息时代如何做到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融合？
熊澄宇从三个维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媒体融合首先是技术的融合。熊澄宇表示：“在一个时间段内，技术融合会有相对稳定的内涵。现在是以数字媒体占主导的时代，融合体现在现实的大数据、远程的云计算、可穿戴的移动终端，再加上地理信息系统、VR设备。但必须明白：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数字技术不是全部，还有材料技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
媒体融合还是内容的融合。熊澄宇认为，传播学的核心要义是达到最佳传播效果，要研究受众，明白受众的接收习惯。“要明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世界文明是很丰富，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下调动历史资源、现代资源进行有效交流，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内容与语言都要进行融合。
媒体融合是传媒功能与行为的融合。国际传播当中是有生态的，既要有意识形态传播，也需要有舆论场去营造并存的空间。“我们需要建设在文明互鉴基础上的交流，一种基于技术理解和内容功能上的融合创新。”
最后，熊澄宇总结道：“我们说的媒体融合不能仅仅谈技术，也不能仅仅局限在数字技术。最后的目标就是为了文化传承、文化繁荣、文化强国。”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作为本次论坛嘉宾之一，分享了自己关于新媒体时代的国际传播创新研究心得。他表示，新媒体时代的国际传播创新要注重范式创新、文明叙事和指标创新，他特别提出，中国有自己的传统定性定位方法，应当以此为基础建立自己的指标评价体系。在论坛上，张维为以纽约和上海的各项指标为例，如果比较二者的官方GDP，会发现纽约比上海高4倍，但其实纽约的GDP很多都是由金融衍生产品交易所产生的，水分不少。如果我们创造一个关乎民生的“五合一”指标，即家庭中位净资产、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社会治安水平、基础设施水平这五个老百姓最关心的指标作为评判标准，那么上海与纽约是可以一较高下的。张维为认为，在国际传播中，需要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自信，可以温婉地讲文化故事、认真地切磋，但传播者骨子里要有发自内心的自信。他还指出，西方习惯于从微观切入来看宏观，而我们在进行国际传播上往往比较喜欢宏大叙事，然后再呈现各种各样的微观，但不论是微观切入还是宏大叙事，两者本身并没有所谓优劣之分，宏大叙事也可以讲得很有深度。但传播效能的获得，则需要我们因时、因势、因具体案例，兼容并蓄，权衡比较，择优而行。
在“深度融合·技术赋能”沙龙环节，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党委副书记、副社长王更辉分享了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媒体融合的经验，并就技术在媒体融合中的作用做了案例阐述。
“融合发展关键在融为一体、合而为一。”王更辉表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以传播力为目标，坚持做好融合生态的发展，南方+客户端也成为媒体融合的一个优秀样本。王更辉分享了打造南方+App背后的具体融合路径“包含三个一体化：内容一体化生产；技术一体化支撑；经营一体化统筹。”
王更辉认为，技术一体化支撑在南方报业集团媒体融合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介绍说，南方报业集团各子报都分别有自己的技术人员、技术系统、技术标准，彼此各不相通，擦肩而过，这样就很难打通。“如果各子报都自己买设备、招人，既会造成重复建设，也会造成极大的浪费。因此在做南方+时，我们就坚定把内部各种壁垒彻底打通，将原来各个媒体的技术人员组合起来，把技术作为一个支撑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基座来打造。”
有了技术助力，南方+迭代速度大幅提升，使用体验也不断优化。王更辉举例道，在实际工作中，记者要想做H5，技术可以提供支持，直接生产出一个工具给记者使用。技术人员在与记者的互动、交流中，不断优化产品。这样一来，除了一般的技术性基础不断抬升，一些具体的问题也能得到解决。“现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内部已经打通了，就是一个技术系统、一个技术语言、一个技术标准、一个技术思维来运行，整个基本上可以满足我们现在用的东西。”王更辉说。
面对不断涌现的新技术，王更辉表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正在打造南方智媒，希望按照小步快跑的节奏，利用AI等新技术不断提高融媒品质，将媒体融合工作做得更好。
丁时照：
国际传播要做到“快乐传播”
让有意义的事变得有意思
深圳报业集团党组书记、社长丁时照在“精准传播·话语构建”主题沙龙中发言，分享了对国际传播如何实现高质量传播的看法。
“今天沙龙的话题是精准传播·话语构建，我觉得好的问题往往本身就藏着好的答案。”丁时照认为，精准传播是方式方法，话题构建是内容定位，有好的方法、好的内容，才能有好的传播。
在他看来，当前国际传播还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内外失衡、“遍撒胡椒面”、“胡子眉毛一把抓”等，他认为，这与大家对国际传播比较陌生有很大关系，导致很多问题没有深究细研，这就产生了一个“低效传播”现象。这是当前国际传播遇到的一个问题。
互联网是全知全能的，但是传播不能做到面面俱到。那么什么才是高质量传播？他认为，这就需要做到价值传播和有效传播。一方面，价值传播看起来最难，但更应该理直气壮，把“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种人类共同的价值观进行传播，这是阻力最小，见效最快的、影响最深远的；另一方面，要进行“快乐传播”，让有意义的事变得有意思起来。他说，国际传播不是上课，不是传达文件，不是高考，因此“好感传播”“快乐传播”显得特别重要。“我们有一个成语叫做“近悦远来”，但我觉得在传播中，应该叫“近悦近来，远悦远来”，只要做到了精准传播，大家高兴，一定能达到有效传播。”
谈及高质量进行国际传播的实践思路，丁时照补充道，有时候，我们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里面的“斗争性”太强，总跟别人说“我要跟你打架”，那么，别人肯定会相应作出防范准备的。如果更多采用和平传播的姿态和心态，可能更能让大家真正地接受传播内容。
CGTN（中国国际电视台）新媒体部主任张施磊围绕“精准传播·话语构建”沙龙主题，分享了自己的思考和体会。
据张施磊介绍，CGTN新媒体全球粉丝超过4亿，其中海外粉丝3.6亿，每天的海外阅读量达8400万。在过去10年，CGTN新媒体发展迅猛。
在未来十年，特别是人工智能爆发性发展日新月异进化的今天，怎样创新对外话语体系，怎样创新国际传播的话语策略，是很多人一直在深入思考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张施磊聚焦重要性、颠覆性、创新性和相关性，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聚焦重要性，张施磊提出了“三个转化”，包括把国内的主题主线转化成社会民生的报道，把国内的舆论监督转化成深度报道，把总书记的思想转化成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中国担当。以“三个转化”为指导，CGTN在一些传播产品中做了一些积极尝试，赢得海外的高流量。
聚焦颠覆性，张施磊表示，要颠覆海外对中国已有的偏见和认知。
聚焦创新性，张施磊强调要努力做到技术创新、范式创新。
聚焦相关性，张施磊说，国际传播的内容要与时代相关、与中国相关、与世界相关，要向海外不断地释放中国的价值、中国的意义、中国的主张。
在张施磊眼中，做国际传播，最重要的是传播效能。只要能够实现传播效能，很多的创新点都可以激发。媒体人不要束缚自己，一定要永远都有“从零出发”的心态。
人民日报“侠客岛”负责人张远晴以“侠客岛”关于国泰航空空乘歧视乘客事件的对外传播实践为例，阐述在国际舆论场精准传播和话语构建方面的经验做法。
如何进行有效的国际传播？“很重要的一点是，你要想听的事，我这边能跟你讲，我这边想说的事，你愿意听。”张远晴认为，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首先要解决国际舆论场上的信息供需问题。
张远晴举例道，在国泰航空空乘人员歧视非英语乘客事件热度上升后，西方主流媒体同样在关注跟进，它们希望透过中国媒体的解读，获取所需信息，解答关注的问题。“‘侠客岛’的报道推出了，很快被路透社等西方国家媒体关注引用，之后印度、巴基斯坦、印尼、菲律宾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媒体也加入传播链中。”他呼吁，国际传播应精准提供内容，要真正能答疑解惑，还要以别人听得懂的表达和方式进行。
张远晴特别提到，旗帜鲜明地主动发声、快速发声、及时发声，是在国际舆论场中赢得主动的关键一招。
“当某一事件热度起来了，绝不能犹犹豫豫、瞻前顾后，而是要冲在前面去发声，主动回击并击碎不实言论，这个时间窗口一定要抓住。”张远晴说，在重大突发事件、重大国际关切和热点问题上，第一时间传播事实、表达观点，是抢占国际舆论场话语权的应有之举，是中国媒体人责无旁贷的事。
“在加强国际传播的过程中，应首先破除三种‘迷信思维’。”公众号“明叔杂谈”负责人明金维表示，国内外要一起奏响国际传播的“协奏曲”。“第一种‘迷信思维’是，一说到国际传播，就想着要去改变国外对中国的偏见。”明金维说。“第二种‘迷信思维’是，一说到国际传播，就想起西方的舆论场。”明金维认为，做国际传播也要看到广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他们是国际社会真正的大多数。明金维表示，第三种“迷信思维”是，一说到国际传播，就觉得这只是媒体的事情。他说，中国的国际形象是综合反映，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是各方的共同事业、共同目标。中国在加强国际传播的过程中，如何坚定自信？明金维认为，一方面要加强国际传播，另一方面更要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事情，久久为功。“我们要有足够的信心、耐心，只要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好，中国的综合国力越来越强，从世界历史的经验来看，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相信会越来越大。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将见证这个时代的到来。”他说。
新华社国际部海外社交媒体采编室主任徐海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国际新闻、国际传播的主力军，必须要顺应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的传播趋势，及时做出转型，更好地向世界传递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徐海静长期从事国际传播工作，作为受邀嘉宾，她特别关注媒体融合发展领域，在此次论坛上，她分享了新华社近年来在国际传播融合创新、技术赋能方面的一些思考和实践。徐海静介绍，新华社国际部本来是一个传统的文图报道部门，针对国际传播领域出现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的趋势，她们作为主力军和国家队，这些年来一直持续努力去顺应、把握趋势，从传统的文图报道向可视化产品生产做出了转型，并且取得了比较好的宣传效果。《美美与共——“一带一路”上的文明对话》系列微纪录片是他们今年推出的典型可视化产品，其中有一集聚焦中国民乐的重要乐器——琵琶。她举例，琵琶是沿古丝绸之路从西域传入中国，然后在中国得到了本土化的演变和发展。而当他们走进中东，看到埃及演奏家横抱着琵琶始祖的乌德琴，弹奏起《茉莉花》时，不由得感慨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姿态，以及在同其他文明的互通有无、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产生了持续的传播力。徐海静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正是源于中华文化“天下大同”的理念，不仅致力于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同样致力于促进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交融，而国际传播就是把这样的中华文明特质介绍给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陈跃红：
借助新媒体领域应用
进一步穿透文化壁垒、减少文化误读
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陈跃红表示：“借助新媒体和垂直领域的应用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穿透文化壁垒，减少彼此之间的文化误读，避免种种过度诠释和信息扭曲，在这个意义上建设新的交流、传播业态，为未来中国特色的文化推广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陈跃红指出，在国际传播和交流过程中，通常会碰到的三个重大问题是，如何穿越文化壁垒、如何避免文化误读、如何避免过度诠释。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机遇，有望实现全球覆盖。“出于不一样的信仰、价值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接受屏幕，这个接受屏幕注定信息的选择性和有限性，也就是形成了所谓的信息樊篱，这个研究非常重要。如果要实现有效交流，就必定要减少文化误读，打破信息樊篱。”陈跃红说。减少文化误读还需要针对西方国家社会环境的匮乏选择相对应的传播内容。陈跃红解释道：“比如，上个世纪二次世界大战让西方年轻一代对过去坚定不移的信仰动摇，于是他们到东方来寻找中国的象征物。今天，我们要深刻洞察西方有哪些匮乏，再针对性地传播，这样才能实现有效的传播。”陈跃红指出，今天我们在讨论交流过程中，面对大众要温柔敦厚，为受众着想。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符号系统、汉语表达、英语表达以及整个语言的节奏都需要认真研究、讨论。
在“深度融合·技术赋能”沙龙对话环节，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院长夏学平表示，海外传播离不开社交媒体，新技术、新应用已经在为国际传播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要拥抱新技术，更要探索新的传播模式和应用终端。
夏学平表示，全球现有47.6亿社交媒体用户，占全球总人口的人数将近6成，因此海外传播离不开社交媒体。以5G、AI、ChatGPT、元宇宙为代表的新技术、新应用，为国际传播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要拥抱新技术，更要探索新的传播模式和多种应用的终端。
“有了新技术不等于有了新应用，比如AI和ChatGPT的关系，AI是新技术，ChatGPT是新应用。”夏学平说，我国在AI的研究上投入了大量资源，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但在应用方面仍落后于美国，美国的ChatGPT从研究到应用已经进行20年时间。因此提升海外传播能力离不开新技术，更离不开新应用，如何把技术优势转换成应用优势或平台优势，是很关键的一个环节。目前国际传播争的是技术，拼的是平台，影响力、用户、流量是检验平台的标准。打造新的平台，开创开放新渠道、新航道，赢得更多的用户，是进行国际传播的重要目标。
在新技术的应用方面，夏学平认为电竞或将是即将到来的新的国际传播平台和渠道。“电竞+体育，电竞+教育+游戏+休闲+公益，在全世界都蓬勃兴起。”夏学平说，2022年我国电竞用户规模达到4.88亿，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电竞用户群体，用户绝大多数是年轻人，我国也是全球最大的电竞市场。越来越多人尤其是青年一代通过电竞进行交流、在电竞获取世界认知，也通过电竞了解中国、理解中国、认同中国，特别是认同电竞游戏倡导的价值观。电竞不仅是一项新兴体育赛事，也是一门新兴的世界语言，是一种国家文化的重要载体，更是深度融合、技术赋能、国际传播的重要平台或新赛道。
夏学平说，新媒体时代产生了电竞这个新门类，它衍生了沉浸式的观赛，这就意味着它将承载全新的责任和新的可能，他认为要更加主动地通过电竞向世界阐释和推荐中国气象、中国精神、中国文化。“电竞可以有很多做法，可以加上青少年喜欢的武侠、民乐、民宿等，打造精品IP，通过电竞促进国际交流，实现国际传播。”夏学平说。
6月8日上午，2023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繁荣文艺创作分论坛文学单元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来自全国的多位文学名家围绕文学创作发展的相关话题展开对话交流。
在座谈对话环节，海南省文联原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韩少功回答了关于“如何看待文化传承和文学创新”的问题。他提出了当代作家创作面临很多新问题和新情况，作家群体甚至出现同质化问题——越来越都市化、高学历化、中产化，广大作家如果不扎根生活，就会出现“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问题，体验的资源不是增多，而是趋于减弱。面对人工智能等科技革新带来的新情况，韩少功提醒文学创作者“要有一点警惕性。”“人工智能创作的小说、诗歌、音乐、美术的‘野蛮上门’速度很快，而且立等可取，与人类创作展开了竞争。”韩少功认为，有大志向的作家应该思考在哪些方面补救，在哪些方面奋斗，在哪些地方争取脱困，从而走出创作的危机。活动现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彦进行主题演讲。他认为，新时代广大作家要革新观念、探索手法，把总体视野和微观思考打通结合起来，并创造出与之适配的新的结构形式和话语方式。
“文学如果只是浮光掠影的表现，肯定会雷同撞衫。”陈彦提出，要创作出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文学作品，透彻地思考生活，就必须在艺术的创造上下更多功夫，不能简单化、概念化、套路化，最根本的是要继续提高创作质量。此外，要重视新媒体的巨大传播力，不断创造新品质。针对文学如何与现代传媒深度融合的问题，陈彦指出，互联网信息时代，在新的传播格局和文化条件下，人民对文学艺术的需求结构、接受方式、参与模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越是如此，越要坚定地守护好文学真心。”陈彦表示，只有把文学写得更像文学，提供文学性的表达和深刻发现，文学才有立身之本，才可能被需要、被看见、被传播，也才可能更加充分地发挥文学的各种艺术门类的主体作用。
6月8日上午，2023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数字出版前沿技术发展与应用分论坛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来自业界和学界的多位嘉宾围绕数字出版的前沿技术进行主旨发言。
活动现场，腾讯集团副总裁、腾讯研究院院长司晓以“文化科技融合背景下的出版行业发展新趋势”进行了主题发言。
“我们在一个狂奔的大模型时代。”司晓认为，目前AI的迭代进化速度非常之快。以ChatGPT为例，目前它已经能够作诗，与人类形成共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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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晓结合网络的形象说法，把ChatGPT的三个训练阶段比作了鹦鹉进化史。
在“开卷有益”、无监督学习阶段，ChatGPT通过对“海量互联网文本”做单字接龙，以扩充模型的词汇量、语言知识等，从“哑巴鹦鹉”变成“脑容量超级大的‘懂王’鹦鹉”。
在“模板规范”、监督学习阶段，ChatGPT对“优质对话范例”做单字接龙，以规范回答的对话模式和对话内容，变成“懂规矩的博学鹦鹉”。
在“创意引导”、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阶段，ChatGPT根据“人类对它生成答案的好坏评分”来调节模型，以引导它生成人类认可的创意回答，变成“既懂规矩又会试探的博学鹦鹉”。
“大模型为数字人、元宇宙、机器人等交叉领域带来新空间。”司晓认为，ChatGPT改变了大模型，改变了版权领域的底层创作逻辑，包括思想和表达的方法。“实际上，它对作品的学习更类似于对思想的学习，它不会用你的表达。”
数字AI对版权制度的挑战，司晓认为其中既包括创作逻辑层面，又包括保护客体层面。
“虽然人类仍然可以垄断独创性的思想，但在思想的具体表达层面正逐渐被人工智能所赶超。”司晓说道。在他看来，ChatGPT类产品的内容生成机制在于通过对思想层面作品风格、感觉或灵感等的学习，便可以输出海量的、区别于原作品的新表达，依照“思想表达二分法”上述行为难以构成侵权，但对创作者产生了市场挤压和替代效果。
论坛中，华为云中国区副总裁张东生发表“以技术驱动创新，构筑出版行业数字化新想象”主题演讲。
张东生表示，当下数字化转型已成为热门话题。“世界上2000家跨国企业，67%已经把数字化转型作为公司核心战略，还有64%已经在做数字化转型的探索和实践。”他表示，数字化转型会成为所有行业所有企业的一个必由之路，出版行业也在全面拥抱数字化转型。他指出，各行业在数字化水平上存在一定差异性，他判断出版行业应该处于转型爆发期或者爆发期前夕。“出版行业在积极探索如何通过元宇宙，通过虚实结合技术，给客户带来全观感、完全沉浸式的体验。”他还提到了去年大火的ChatGPT。他指出，这一技术只是大模型人工智能中的一个细分场景，如何通过人工智能真正推动出版行业全价值链的改造或者转型，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机遇和挑战”。
6月8日上午，2023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电影业高质量发展分论坛在深圳举办。
演员张颂文在发表演讲时特别感谢广东，感谢这片土壤给他带来的营养，帮助他演好戏、拍好戏。
“今天，在表演里面，我一直很感谢广东这片土壤给我带来的营养。在广东，我从事过很多职业，有酒店服务业，有旅游业，还有工厂，制造业，这些经验都是我在后来的表演生涯中一直使用的，并且我发现它从来没有干枯过。因为这些宝贵的经历在不同年龄段里都会发生思考的变化。我有很多不理解的事情和人，随着年岁增长，在后来都慢慢理解了。”张颂文和深圳有着深厚的缘分。在网上广泛流传的一张合影里，背景写着“华侨城中国旅行社”。深圳，是他曾工作过的地方。
活动现场，张颂文说，昨天晚上他还去到了曾经上班的那条路，它长达一公里左右，从住的宿舍到他上班的总部。
“我特别记得那一公里的路里面，我会经过很多的建筑物，其中有一条叫商业街。那条商业街在1999年那个时代最多的是少儿培训班。当时门口都写着芭蕾舞学习，还有钢琴、小提琴……昨天晚上，我发现它们还在，但最让人欣慰的是，我发现很多少儿培训班的培训项目发生了一些变化，上面写着古筝、古琴、二胡。在20年以后，许多西洋乐器（培训项目）变成了我们本土文化的一些学习项目。我想，这就是今天我们意识到了传统文化对于我们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他说。谈及如何让自己的表演呈现出高质量时，张颂文谈到了AI演员对真实人类的冲击，并谈及自己的感想：“AI可能很完美，但我们人类却因为我们自身的缺陷而变得更真实，这个可能恰巧是AI技术无法做到的。”
在论坛开始前，张颂文就和《流浪地球》系列电影的导演郭帆就“AI演员”展开讨论：当时郭帆把手机拿出来给他看了一段视频，这是一个外国老人在讲着他听不懂的台词，表情有点忧伤。郭帆问他：“你觉得他演得怎么样？”
张颂文说：“我说很好，他挺走心的。但郭帆告诉我，这是AI做出来的演员，不存在这个人，这是一个合成。我问他没有借鉴某一个演员的脸，所谓的‘AI换脸’吗？他说没有，因为换脸我是知道的，我被‘换’过两次，在网上我看见过自己一会儿唱歌，一会儿跳舞，然后我父亲非常不理解说你怎么变成这样了？我说换脸。但是昨晚郭帆老师给我看的是一个完全虚拟的人物，我却没有看出那是动画制作出来的。”
“我昨晚上有一点点小忧伤，我在想这样的AI技术的发展下，会不会有一天演员这个行业就不存在了，因为它可以复制出无数种很真实的人出来，甚至还可以复制出我，他可以取代掉我的表演，人们只需要我授权就可以了，再不需要我本人的到来。”张颂文表示，他因为“AI演员”带来的冲击而短暂忧伤过，但他始终相信，人类的表演更真实，更具有丰富、多样化的情感。
6月8日上午，2023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文化遗产保护分论坛在深圳举办。
活动现场，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讲席教授唐际根给观众出了一道题。
“以‘教学’二字为例，甲骨文中‘教’和‘学’字都包括了数字的运算在其中，我们也能看到有数字5和6，说明当时已经有了算术教育。那么打通科技与人文，我用现代人的数学公式出的一道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试着解答一下。”唐际根笑着把题目打到了屏幕上，大家纷纷举起手机拍下，饶有兴趣地相互讨论。
作为安阳殷墟考古队原队长，这位考古学家对甲骨文情有独钟。他谈到，殷墟是中华文明发展和繁荣的巩固阶段，是商朝都邑、甲骨文故乡、世界文化遗产地。
“我们最近清理出一块装修房屋的陶器，说明这时候商朝人的科学技术支撑还是非常厉害的。”他提到，通过考古发现，考古研究人员把殷墟地图重新勾画了一下，发现已经有了都市工业区的概念，铸铜、制陶连成一片，这是管理上的进步。
陕西省考古院院长孙周勇以《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的考古新发现与解读》为题，讲解了这个东亚地区最大的石头城市，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探索提供全新的重要资料，也改变了我们一些已有的认识。“通过近10年的探索，我们逐渐搞清楚了它的大致结构和重要的一些分布。”孙周勇在介绍石峁的发现成果时表示有两个重要点：一个是石峁的时间，可能是处于新石器时代最末期，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代的关键时间点上；第二个重要点是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它的发现在国内是比较罕见的。孙周勇讲解了石峁发现的几个特殊现象。一个是石头墙里藏有玉器，这个是世界文化史上比较少见的发现。同时还在城墙上发现大量的壁画，是中国美术史上重要的发现。在皇城区，还发现了制骨作坊，其中有多达2万余枚的骨针。在夹道区，还发现了大量巨型石雕、石柱和浮雕。同时整个发现过程中还进行了多学科的研究，包括对动物、植物、土陶器、酒类残留物、丝织物的研究。孙周勇表示，通过大量测年手段来确认年代，推测石峁大约是4300年到3800年前后的社会集团。通过对石峁的探索，也可窥得当时作为一个孤立空间的石峁是如何生存的。
“中华文明具有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突出特性，我们在考古中可以找到很多实际的例子来证明。”在2023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文化遗产保护分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展开了关于“新时代考古发现看中华文明的形成”的主旨演讲。他谈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的核心问题包括多个方面：比如中华文明是何时形成的？文明形成的标志是什么？中华文明以黄河中游为中心的历史格局是何时，又是如何形成的？中华文明有何特点？……“国家的出现是进入文明社会的最主要标志。”王巍表示，中华文明探源文明工程冲破了“文明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和城市）的桎梏，根据中国的材料，兼顾其他古老文明，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也就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以及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等等。”从九千年前的浙江义乌桥头遗址，到七千年前浙江余姚施岙遗址，到距今五千年前的屈家岭文化遗迹……王巍以几个遗址发现过程及发现文物为例，讲解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提到良渚文明时，王巍特别指出最近良渚还有新的发现，包括多达20万公斤的水稻。王巍表示，作为考古学工作者，将更加科学系统地做好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通过考古发现让人民群众更好了解古代的中国，认识现在的中国，理解未来的中国。
6月8日上午，2023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建设人文湾区分论坛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来自内地与港澳台的多位学者围绕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融合进行主旨发言。
中山大学党委书记、中山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院长陈春声在《岭南文化传承与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融合》主题发言中说：“岭南的地域认同，始终是与国家认同联系在一起的。”陈春声首先从历史源流回顾岭南文化的发展过程。随着不同人群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日益密切，岭南人越来越强调自己作为中原人后代的身份。进入近代以后，岭南文化深入推动中国近代政治文明和社会经济现代化进程。与此同时，岭南文化的自觉性也在不断提升。陈春声表示，岭南文化自觉的过程，发生于现代国家转型的大背景中，它始终与国家认同联系在一起，“因此更准确地说，‘广东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在广东’”。“岭南文化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不同人群、不同传统交流、互动、融合的过程，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自然也会成为这个过程的延续。”陈春声表示，粤港澳大湾区血脉相连，同宗同源，岭南文化是其共同的文化基础，而人们对岭南文化的关注度也与日俱增。他表示，积极讨论岭南文化与大湾区之间关系，这可以视为岭南文化“自觉”过程的一个新阶段。邵宗海：
中华文化一直将世界各地的中国人
紧紧结合在一起
澳门理工大学名誉教授、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社科院原院长邵宗海以《海峡两岸文化的融合推进》为题进行主题发言。
“无论身处内地、香港或台湾地区，我感到没有任何隔阂。”生于内地，成长在香港，其后又赴台湾地区求学，邵宗海在发言中分享自己成长的心路历程，“从来没有感到离开过‘自己的土地’，也没有任何的陌生感”。上世纪70年代，完成在美国的学业之后，阔别家乡多年的邵宗海，迫不及待要回到中国大陆看看，“因为这里是我从小生活的地方”。“中华文化并不是抽象的概念。五千年来的文化，一直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中国人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他动情地说。郑培凯：
从五千年前开始
融合就成为“多元一体”中华文化主流
活动现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香港分会主席、集古学社社长郑培凯围绕“大湾区多元文化融合发展”进行主题发言。“多元文化涉及不同语言、族群、风俗习惯。多元文化的前景，应当是融合，而非对抗。”郑培凯开宗明义指出，从五千年前开始，融合就成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主流。唐代以后，随着中原文化对岭南的影响不断加深，这种特征也深刻影响到岭南文化。“粤港澳大湾区同样深受多元文化影响，关键是如何善于利用大湾区的多元文化资源。”郑培凯建议，湾区各地可设立“大湾区多元文化发展基地”，广邀港澳台与海外学者艺术家进驻。他进一步表示，湾区城市应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助力多元文化融合发展。
6月8日上午，2023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促进文化贸易分论坛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全国多位专家学者围绕文化贸易进行主旨发言。
活动现场，中央宣传部对外推广局局长吴旭进行活动致辞。吴旭表示，作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方式，文化贸易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是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然要求。
“5000年中华文明，为我国提供了大量文化元素，是文化贸易的动力和源泉。”但与此同时，吴旭认为，也需用新技术赋能文化贸易，让传统文化焕发更强生命力。
在吴旭看来，文化贸易不仅要关注出口工作，也要做好进口工作。
“出口是为了让全世界人民了解东方文化，了解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满足全世界人民更多的文化需求。”吴旭提到，我国也需要不断进口，因为5000年中华文明一直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这种开放包容的环境下，我国的文化才有了不懈发展的动力。”
吴旭期待，我国通过坚定文化自信和加强文化贸易，为世界提供更多文化选择，推动中华文化走得更远，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活动现场，中国外文局局长杜占元围绕“政策引领激发文化企业新动能”进行主题发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我国开展国际传播的最大底气。”杜占元认为，随着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文化贸易迎来了更大机遇，我们要树立文化自信。但与目前世界飞速发展的数字文化贸易项目相比，我国在出版物等知识产品的对外供给上数量不足，世界影响力大的中国知识产品较少。杜占元提到一组数据，据初步统计，今年全国累计出口出版物金额约1亿美元，进口超过了8亿美元。杜占元认为，这主要原因在于，话语体系与文化传统的差异，翻译语言标准混乱，导致国外受众很难理解我国文化作品的内涵与思想。“我们要提高翻译能力，建设高素质翻译人才队伍，并针对国外读者的知识需求和阅读习惯，打造适合世界理解的中国文化语言体系。”在杜占元看来，这是一项打基础保长远的工作，需要持久的努力和国家的大力支持。杜占元期待，通过文化贸易积极输出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传播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理念和文化意识，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6月8日上午，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共建互联网版权新生态分论坛在深圳举行。论坛上举办了“全国版权示范城市”授牌仪式，国家版权局为南通、潍坊、佛山、长沙4个新批复的全国版权示范城市授牌。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孙宝林：推进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互联网版权新生态。数据确权是解决数据要素市场化产生的交易安全与信任的关键。
岳占峰：
版权是文化传承的基石 版权制度要适应新时代发展
国家版权局网络版权保护研究基地顾问岳占峰：版权是文化数字化的要素资源，也是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基石，所以文化的发展和版权作品的流通需要一个很清晰的产权作为基础，版权就是这个基础，也作为文化作品流通的交易媒介。对于文化数字化发展来说，版权本身具有文化性，也具有财产属性，所以它对整个文化数字化发展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石性的作用。
信息技术的出现，给文化发展和版权的流通和运用提供了非常先进的技术保障，在信息化和数字化时代，由于数字内容更容易被复制和被传播，对于版权制度也提出了新的挑战，版权制度需要更适应这个新时代尤其是数字技术的发展。尤其是近期关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新技术的出现，给版权制度提出了相当多的挑战，也需要贡献我们中国式的解决方案。在互联网和智能化时代，为数据资产的流通提供标准化规模化的解决方案，需要以版权制度作为一个基础，外延到我们的数据资产本身的确权、保护、应用等一系列环节，才能够确保我们在新的技术条件下让版权、作品、数据能够更好地流通和应用。内容来源：南方＋、读特新闻、深圳卫视深视新闻、深圳特区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