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作为南半球最大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其多元文化政策、文化发展理念、文化遗产保护、创意城市建设等方面对整个亚太地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澳大利亚也是世界上最早从政府层面提出发展创意产业的国家之一，无论是在产业实践层面，还是学术研究领域都走在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也给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等带来了很多启示和借鉴。2013年6月13日，本刊总编辑范周教授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对话中国驻澳文化参赞舒晓、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肯•泰勒，就澳大利亚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文化政策、文化遗产保护开发，以及中澳文化合作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亚洲世纪：中澳文化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范周：澳大利亚不仅是一个经济发达、自然环境优美的国家，也是在文化方面与中国关系最密切、交流最频繁的西方大国之一。作为中国驻澳大利亚的文化使节，可否谈谈对这个国家国情和文化特征的基本判断？
舒晓：澳大利亚的基本国情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从地理上看，澳大利亚是一个人口稀少、土地广阔、自然资源丰富、远离欧美的南太平洋大国，文化国家发展受自然地理的局限，因此也非常注重发展同亚洲的联系。第二，从经济上看，澳大利亚的经济结构为农牧业和服务业发达，制造业不完整，产业发展和文化消费成本高昂。第三，从文化上看，澳大利亚外来人口很多，移民国家特点突出，60%的澳大利亚人祖籍是英国，总体上保持以欧洲移民为主体，亚洲移民不断扩大，原住民扮演重要角色的多元文化生态。总的来说，自然地理、经济发展、人文历史这三大挑战对澳大利亚未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范周：近些年，中澳两国作为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和合作伙伴，在国际舞台上也不断深化合作，共同发展。中澳两国领导人的定期互访机制为两国的文化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澳大利亚文化年”和“中国文化年”的成功举办影响深远，通过表演艺术、视觉艺术、电影展映等文化交流活动充分展现了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及土著文化。
舒晓：2012年澳大利亚发布了名为《亚洲世纪》的白皮书，宣布进入亚洲世界，这是一个西方大国明确提出来要把亚洲视为最重要的战略发展方向。澳大利亚的华人非常多，汉语已成为澳大利亚的第二大语言，随着中国在澳洲的文化影响力日益扩大，中华文化对澳大利亚的文化生态影响也很大。目前，中国是澳大利亚海外学生的最大来源国，人民币和澳元也已实现直接兑换。文化方面，我们在许多领域已有合作，比如中国美术馆与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有展览交流，两国的国家图书馆保持资源和数据共享，澳大利亚的三大艺术节与中国各地的艺术节和大剧院保持频繁的交流合作，每年都有数十个大型表演团组到澳大利亚访问演出，两国的文艺院团还合作投资了一些商业演出项目。另外，中国的央视4套9套甚至1套和地方卫视台网的节目已经在澳大利亚主要城市和主流频道中播出，中国各地出版社已经出版了上千种译自澳大利亚作家的图书画册，中国的体育团队经常到澳大利亚来集训比赛，等等，应该说中澳合作的密切不仅体现在经贸往来，也越来越体现在文化领域。
范周：不仅如此，澳大利亚还参与到中国的一些文化产业园区的设计中，这说明在中澳友好合作和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中国不断在吸取发达国家包括澳大利亚的文化发展经验。那么澳大利亚的文化发展特别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情况如何？
舒晓：在澳大利亚的文化创意产业各行业门类中，发展规模最大、经济效益最显著、构成澳大利亚文化产业主体部分的是表演艺术（其中包括各地的场馆建设和管理）、广播影视业、图书出版业和商业性艺术展览。澳大利亚约有近500个表演艺术团体，如澳大利亚芭蕾舞团、澳大利亚歌剧院、悉尼交响乐团、墨尔本交响乐团等。澳大利亚的影视业尤其是广播电视非常发达，产值颇高，目前已有近2000家单位从事电影和电视节目的生产。由于澳大利亚地广人稀，广播电视行业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如澳大利亚的六大交响乐团基本上依附于六个州的广播电视媒体生存，这也使艺术的传播效率和传播效果更加明显。澳大利亚从1928年起就重视开办电台广播，1956年起开办电视广播，节目来源主要从海外购买，办台模式也仿照BBC。 近年来，澳大利亚的节目在重视欧美的同时也逐渐加大对亚洲地区的重视，扩大了对外国节目的接受程度，并加强了对本国节目制作的重视。澳大利亚《广播拥有和管控法》（1987）和《广播服务修正案》（2006）规定，一个媒体公司，在同一区域内不能同时拥有本地电视的15%股权和本地的日报，并取消了外资准入限制。这是为了减少垄断，培养竞争和市场，促进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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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政府将文化产业（包括娱乐业）分为十大类：自然类；文学、图书类；音乐类；表演艺术类；美术类；电影录像类；广播电视类；艺术教育和群众文化类；娱乐健身类；体育类。根据2009年澳大利亚创意产业企业交流中心（CIIC）发布的《创意产业经济分析报告》显示，澳大利亚创意产业年平均增长率为3.9%，高于澳总体经济增长水平；创造43.8万个就业机会，占总就业机会的4.8%；创造的工业生产总值为311亿澳元（1澳元约合人民币6.8元）。创意产业对GDP的贡献已超过农业、林业、渔业等传统工业以及煤气、水、电、住宿与食品等服务行业。
中澳比较：政府引导和扶持下的文化发展
范周：澳大利亚政府在1994年正式提出“创意产业”的概念，这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创意产业概念和相关政策的国家，而不是国内我们通常认为的上世纪末由英国政府提出。近年来，澳大利亚和中国政府在文化创意产业方面的交流也是全世界最活跃的政府双边交流之一。昆士兰科技大学是创意产业研究在南半球的发源地，一大批学者正在致力于创意产业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由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直接资助的国家级研究中心是最早在创意产业方面和国内合作的国际院所，也是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的学术合作伙伴。
舒晓：的确，澳大利亚非常重视文化发展，而且多年来一直得到政府强有力的引导和扶持。这里文化艺术的主要管理机构为澳大利亚艺术理事会，下辖7个分会：土著艺术理事会、工艺美术理事会、电影电视理事会、文学理事会、音乐理事会、戏剧理事会、视觉艺术理事会。其文化发展模式借鉴英国、加拿大较多；重视土著艺术（既是政治需要，也是文化需要）；鼓励澳大利亚人作品和原创；注重电视广播的媒介作用和文化送达效果；坚持市场和政府资助双重经营。这些年成文的文化政策包括：1994发布的《创意国度》，2013发布的《创意澳大利亚》，主要目标可以概括为是“强盛文艺，服务民众，培养青年，助推经济”。澳大利亚在1993年以后开始更多提及“文化”而非“艺术”一词，并将“文化”界定为澳大利亚人共同的历史、传统、理念、情感、共同的精神家园和自我认同感。总体而言，澳大利亚在文化政策方面的侧重点可以归纳为：第一，惠及民众全体；第二，加强艺术教育（课内及课外教育）；第三，鼓励社会支持赞助；第四，推动澳大利亚艺术家走进国际市场；第五，重视新技术和新传播手段的运用。
范周：澳大利亚政府将自己打造成一个“创意国度”，通过创意产业和文化机构来建构澳大利亚国家软实力，将民族文化与投资创意产业产生的经济利益结合起来，这种雄心勃勃的精明战略给了我们很多启示。他们很早就意识到，文化政策也是一种经济政策，文化可以增值，可以创造财富。9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的舞台艺术、影视制作、互动艺术、创意设计等都发展非常迅速，同时，澳大利亚政府以财政支持和政策扶持带动民间资本进入创意产业，实现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孵化产业主体，引导重点行业发展，积极发展创意集群和园区，不仅关注文化产品本身，也关注文化的商业能力。
我国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的思路和澳大利亚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我们通过“十一五”、“十二五”的整体规划，将文化产业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来进行推动。中国政府把文化产业当成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文化产业发展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并在两会中明确提出要把文化产业纳入国民经济体系，把文化建设方面的政绩作为考核干部的指标，对文化产业提供了各种类型的资金资助，这些都是我国文化发展和文化建设的制度保障。我们也想了解在澳大利亚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资金资助政策如何，有没有专项资金用于文化产业的发展？
舒晓：澳大利亚对文化发展采取分级资助和多头资助多种形式。分级资助指的是根据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影响力和市场占有情况分为国际级、国家级、品牌级、州级等层次，并给予不同额度的配套资助，而多头资助包括联邦政府各部门（不仅艺术部门，也包括工业和商业部门，甚至是对外贸易的部门）及多个半政府的投资促进机构、行业协会等、州政府、社会资助。这些资助的内容和方式也成为澳大利亚目前文化政策争论的热点，比如是资助艺术家个人，还是资助艺术机构、团体、院校？是资助创新艺术，还是资助文化遗产（继承传统）？艺术教育要不要列入学校大纲？等等。
范周：与澳大利亚比较而言，最近国内在文化政策方面的热点是更多提及文化民生。提出继续加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事业的建设，使文化能够普惠于民，让老百姓在现有经济条件下能得到最基本的文化消费和文化享受。六中全会的前后我们强调文化产业的重要性，现在强调的是要文化产业、文化事业齐头并进。此外，今年国内在文化建设上的热点还包括要加强文化贸易。目前，中国人在国外的各类文化和艺术展览的受众群体还非常小，我们的文化产品并未进入这些国家消费的主战场。文化走出去要真正进入到消费环节，只有被消费才能被接受。我们的出版业等很多产业的出口额在快速增长，但我们的核心文化的输出很少，能够影响其他国家的文史哲的内容非常少。那么澳大利亚近年来是如何发展文化贸易的，对文化贸易的补贴政策是什么？
舒晓：文化走出去问题也是澳大利亚非常重视的问题。通过扩大文化贸易，澳大利亚希望展示富有活力的文化多元化的国家形象，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理解、信任，增进与伙伴国家、亚洲邻国的关系。目前涉及文化贸易的几个重点领域包括促进旅游、创意产品出口。现在还提出文化外交的概念，通过各种文化产品“讲述澳大利亚的故事”。最近，受香港特区政府聘请，澳大利亚艺术理事会前会长，悉尼歌剧院总裁Michael Lynch 出任香港九龙文化园区总裁，澳大利亚文化界津津乐道，认为这也是一种文化经验和发展模式的输出。此外，中澳还尝试在艺术和文化方面合作开发，如澳大利亚墨尔本艺术中心和中国国家话剧院共同投资（不是资助）创作的音乐剧《蝴蝶》开始在两个国家进行市场化演出，演员是中澳双方演员，故事地点由日本东京改为了上海，目前看来市场反响不错，这是在文化创意产业领域合作开发的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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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在1994年发布了《Creative Nation》（创意国度）、2013年发布了《Creative Australia》（创意澳大利亚），将打造创意产业作为其国家层面的文化发展战略。2005年，澳大利亚成立“创意产业研究院”，该机构隶属澳大利亚研究院，设在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内。
创意城市：将文化遗产与新型城镇化建设融为一体
范周：澳大利亚在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公共文化建设、文化社区管理等方面都是我们的老师，我也曾在布里斯班、阿德莱德、墨尔本等很多城市调研，看过很多智慧城市和智慧楼宇管理方面的项目、创意园区，这些城市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城市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社区的发展和文化遗产的保护，而这些社区的欣欣向荣又反过来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增长。应该说，历史文化遗产孕育着城市文化的灵魂，使不同的城市、城镇形成自己独具魅力的文化核心特征。
舒晓：澳大利亚目前界定的世界遗产包括15处自然遗产，3处文化遗产即悉尼歌剧院、墨尔本花园、流放犯人居住群落。此外，澳大利亚认为，有6000多艘沿着这块大陆海岸线边的沉船和海外遗迹保护地也是他们重要的文化遗产需要保护。在内陆城市建设和小城镇建设方面，澳大利亚人没有忘记文化发展在其中的作用。在这方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教授肯•泰勒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今天也想请他就城镇化和文化遗产的保护谈一谈。
肯•泰勒：我一直研究世界各国城市建设中的文化社区作用，我认为在城市化过程应与文化遗产进行整合，尤其是那些我们称之为“历史的城市景观”（Historical urban landscape）。对于历史建筑的保护不仅有社会价值、文化价值，也有经济价值。比如上海朱家角就是一个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完美融合的案例，它使朱家角和苏州河沿岸形成了一种充满活力的多元文化。意大利威尼斯同样在这方面做的非常成功，历史的城市景观使人们更加了解一座城市或者成为城市的一部分。人、历史建筑、文化社区等文化遗产构成了一座城市的活力和价值，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而现在很多国家的城市都在迅速的变为“大都市”，包括印度和中国的大量历史建筑和生活空间，都在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被包围和淹没。因此我认为文化遗产对一个城市很重要，不仅是要保护建筑本身，更重要的是保护当地人的生活方式。
范周：刚才泰勒教授讲了一点，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如何与现代城市建设融为一体，既不能成为障碍，也不能成为标签。这给了我们很多启示，比如说北京作为中国的文化中心，它应该具有怎样的文化内涵，大量的历史文化遗产如何成为北京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文化符号，内化为真正的城市个性。
肯•泰勒：城市的个性与特点深受文化遗产的影响，其地理特征和社会生态系统，都通过多样化的使用方式对保存城市的生活和记忆产生作用。这些文化遗产在扮演其战略性经济角色的同时，成为城市区域的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力量。因此我认为，历史景观是文化的线索，它植根于本地文化中，由于我们的参与而不断变迁。
范周：近几年，中国正在兴起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浪潮。中国政府计划在未来十年中，建设3万个新型小城镇，这一城镇化过程主要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农民转变为市民的过程。目前中国的城镇化做的比较好的是江浙一带，三五万人的小城镇的环境宜居，生活安乐。未来十年，中国还将把3亿农民变为城市人口，不仅医疗、就业、公共设施的调整面临巨大挑战，文化建设与城镇化建设如何同步进行也成为最为关键的问题。近年来在中国的城镇化建设中，重经济轻文化、重开发轻遗产、重建设轻保护的情况仍然普遍存在，建设性破坏文化遗产也屡屡发生。在新城镇化开发、新农村社区建设中对一些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村落、古民居、古街道等未能妥善保护，文物建筑和历史街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泰勒教授的研究启示我们，要建设具有自身文化个性的新城镇，就应把本地独特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城镇化建设规划总体布局，在不损害历史景观原貌的前提下对其进行生活改造，鼓励原有居民继续生活在历史景观中，延续固有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尽可能维持其原有风貌和生活状态，使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相得益彰。
舒晓：澳大利亚的城市不管多小，文化设施的配套建设都相对比较齐全，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再小的城市都会有一个“城市信息中心”（city information center），绿地、景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比较完备，也比较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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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非常重视城市规划的连续性和严肃性，不会因为城市领导人的变动而随意改变。如首都堪培拉，在1911年美国建筑师格里芬设计的规划方案中标之后的近百年来，该市始终围绕该规划进行建设。经过多年发展，澳大利亚的城市都拥有了自己的城市特点，如悉尼充分利用海岸线设计大片植物园和绿地，城市建筑按离海岸距离成正比逐渐升高，不仅每排建筑都有良好的海景视野，从海面眺望城市也可见到逐层叠起的特色景观，悉尼歌剧院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几十年来保持严格的维护、建筑流程，与整个城市建设融为一体，使悉尼成为“世界上最美丽的海港城市”。这种独具特色的城市避免了“千城一面”的发展模式。从全世界来看，加拿大魁北克市、意大利威尼斯、上海朱家角镇，都是围绕文化遗产或历史景观打造旅游景观的很好案例。